拨打电话戈尔巴乔夫曾对知识分子抱以厚望。他说：“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们乐意挑改革的重担。我们的创作知识分子同党一起开始进行变革。他们的公民立场越来越坚定。我们关心这种积极性，并珍视他们在1985年4月以后参加改革、帮助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的贡献会更大。知识分子正在进入思维和责任心的新境界。其方向符合苏共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
然而，改革的失败及苏联走向衰亡的历史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的利加乔夫，还是作为戈尔巴乔夫亲密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上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利加乔夫指出：“对苏联人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是苏联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
切尔尼亚耶夫赞同利加乔夫的观点。他指出：“对任何政权当局，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破坏情结’，这种情结不止一次地损害了本国进步事业，而在这里又得到了再现。这对民主阵营内的力量对比、对改革的整个进程有着悲惨的后果。”
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命运而言，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对苏联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戈尔巴乔夫曾是个英雄。但是，这支合唱队最终把指挥赶下了台。”
事实上，当“公开性”的闸门放开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不是滋润干涸土地的潺潺细流，而是横扫一切的滔天大浪。赫鲁晓夫曾经担心的“春汛”大潮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关键时刻发生了。这一次，又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拉响了进攻的舆论号角。
以苏联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精神嬗变之路为例。
尤里复仇建闸门1987年年初，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给《莫斯科新闻》撰写的文章中，谈到党史研究工作要冲破过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定下的公式。也就是说，党史研究要突破旧的思维框架。文章发表后，阿法纳西耶夫立即遭到苏联档案总局局长瓦加诺夫的指责。3个月后，又有4名历史学博士联名写信指责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是“不科学和耸人听闻的”。
联名信的作者认为，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实际上是号召“重新评价苏联人民70年来所走过的路程”。他们强调，“改革不是破坏，而是创造”。联名信的作者不承认在党史研究中存在“斯大林公式”，并批评阿法纳西耶夫关于“最近15至20年内苏党史研究停滞不前”的说法。
面对批评，阿法纳西耶夫针锋相对。他反驳说：“改革的基本含义就是既要破坏，又要创造。”阿法纳西耶夫则引用全苏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材料来予以反驳。
在那次会上，许多人都指出党史研究存在严重问题。阿法纳西耶夫强调：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基础的，正是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公式。其特点就是把党史归结为党内斗争和工人及民主运动内部的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把不同意见的斗争、探索革命途径的企图以及党的领导内部的分歧说成是某些人的险恶密谋；对由于意见分歧而形成的派别事后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说它们具有“反革命的意图”。
阿法纳西耶夫还认为，党史教科书对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的阐述具有片面性，删去了列宁对后来成为反对派的那些人的正面评价。联名信的作者则认为，不能把历届党代表大会对反对派所作的评价称为“标鉴”，说反对派推行的是“反人民的和反革命的路线”，因此不能为他们平反。
随着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阿法纳西耶夫已经不再满足于学术思想上的争锋，而是走出书斋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1988年6月7日，选为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共青团真理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建议：
▲成立常设的立法委员会来监督警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活动，并改组目前在国内公民事务上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让它集中精力对付来自外国的威胁。
▲取消国内护照（身份证）和居住许可证，让公民能够自由地在国内外旅行和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居住。
▲废除共产党员在求职时受照顾的作法。取消那些占据着由党控制的职位的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颁布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共产党只对党员拥有权力。
▲取消党的领导人所享受的特权，例如配备小汽车和别墅，在特殊的商店购物，在特设的医院看病以及优先上大学等。
6月17日，阿法纳西耶夫要求重新看待托洛茨基。他说，应该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骂成是苏联的叛徒和社会主义头号敌人的托洛茨基平反，并且重新出版他的著作。阿法纳西耶夫说：“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就属于这些人之列。”
阿法纳西耶夫谨慎地指出，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他说：“至于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将有所突破，但是，这要取决于对我们的历史以及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阿法纳西耶夫的呼吁，是同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受到过挑战的苏联正统的核心是直接相违背的。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公开性”运动的背景下，“这是迄今提出的最大胆的建议之一，这场运动的内容包括要更加坦率和更加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苏联70年来的历史”。
7月31日，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又一次遭到批判。阿法纳西耶夫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回答》的文章中说：“我不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文章说，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极大地扭曲了社会主义，建立了一种残忍的压制异己思想的机制。但是，他们又应当保障工业建设，保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而人民跟着他们走了，相信这些实际事情，不知道精心掩盖起来的斯大林罪行的全部真相。这就说明，为什么尽管出现了严重的变形，社会主义即使在最痛苦的时期也生存了下来。社会主义首先存在于人民的意识和创造性劳动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之中。
文章指出，当然，关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争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于它们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后要走的路——改革之路。他们说，这是一条用手摸得着的道路是不对的。党知道想做什么，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革命性改革——革新的思想”的谈话，以及《关于实行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深入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包含着革新社会主义的明确构想。这一构想是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梅想。“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这一公式表达了改革的实质。
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遭到《真理报》的批判。《共产党人》杂志政治观察家伊戈尔杰德科夫和该杂志第一副主编奥托拉齐斯撰写的《选定的道路》一文，反驳了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上述观点。
进入1989年以后，苏维埃政权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的举行，进一步鼓舞了阿法纳西耶夫的政治热情。而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更使阿法纳西耶夫充满了十足的干劲。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真地履行着他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他利用向全国播映的电视告诉千百万苏联人会议进展情况。大会辩论休息时，他从克里姆林宫跑出去会见急于了解情况的选民和大学生们。数以百计的莫斯科人挤在闷热的旧课堂里，听取阿法纳西耶夫圆满地回答有关代表大会进程的各种问题。阿法纳西耶夫说，选民们急于了解的是代表大会如何改变政治问题而不是代表大会如何解决日常的消费品问题。
尤里复仇建闸门不过，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对代表大会并没有给予积极肯定，而是作了“一个否定多于肯定的总结”。他认为，“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再说，两次会议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它甚至连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没有指出来。大会让人们陷入了混乱”。他还说，“人民代表大会为官僚主义作了工作。它在更新各类机构的同时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强化了官僚主义行政机构的单一权力”。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自改革开始以来，“已彻底破产的”经济形势丝毫也没有起色。它仍然在恶化。他说，“应当有一项走在事态发展的前面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跟在它的后面的政策。不然，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人们闹不清到底是由经济形势引起的还是由别的什么引起的一连串灾难、事故和全国性的问题”。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改革的最初几步曾是改善经济形势的一些“畏畏缩缩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些主张就必须有起码的公开性。后来，这就成了“滚雪球”，事态发展超过了当局的估计。
他说，“党采取的这种保障措施演变成了不可控制的事态发展”。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有一项预计到事态发展的政策，要么就不顾一切后果而使用武力。”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经过4年半的改革之后，在苏联的“无政府主义前期形势”面前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以整合民主力量向代表大会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